空间与自我:以介入空间的形体表现自我的现代人体艺术

19世纪中期以后, 特别是20世纪以来, 自我意识的扩展、科学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对世界确定性的否定意识, 产生了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新哲学精神。20世纪的新哲学精神把世界理解为一个非确定的、非同一性的、主体与客体交互影响的“存在的世界”。这个“存在的世界”不是作为独立的客体, 而是作为被“自我”介入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 人体艺术的对象——“人体”既不再承载古典理想的神性, 也不再表现新古典主义的理性, 而成为相当个人化的、瞬间性的“介入”世界存在的媒介。20世纪以来的现代人体艺术, 既不是立体的雕像, 也不是平面的幻象, 而是在非同一性的空间中构成的“存在意象”。

当代美国摄影家弗里曼的水下人体摄影十分典型地表现了这个“存在意象”。他所拍摄的那些在水下舞蹈游动的人体, 与这个水下空间是不可分离的:水下空间包围着这些人体, 而后者又表现和确证了空间的存在。现代艺术中的人体是介入空间的存在, 或者说, 正因为“介入”, 才存在。现代人体艺术所实现的是“自我存在”的表现, 它不是一个预定之物, 而是一个开放的构成, 因为它是而且必须是关联于空间的。现代人体艺术可以定义为, 以人体在空间中表现自我, 而这个空间本身是不能与自我分离的存在。

在希腊古典艺术范畴中, 基于对客观理性的信仰, 人体艺术落实于追求数理和谐的理想, 法度 ( Canon) 的观念为人体塑造提供了所遵循的规则和标准的精神依据;在近代的新古典艺术中, 因为理性作为人自身的内在属性 (本质精神) 而具有必然而普遍的秩序, 人体艺术也被纳入自由而又必然的形式理想中, 因此, 也把规范作为一种理性原则而预设为人体描绘的前提。然而, 在现代艺术中, 因为个性的张扬及不确定性观念的确立, 人体艺术丧失了以秩序、规范和标准为前提的精神根据, 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在个人自由中对传统和艺术公同体的认同与引用。当艺术家拒绝认同与引用而无限度地使用个人自由的时候, 人体艺术和人体本身都面临着被彻底消解的危险, 同时也意味着艺术自身被彻底消解的危险。这就是行为艺术取代人体艺术的艺术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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