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模特的双面人生

        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行业,像人体模特这样,将明与暗结合在一起。就像古典绘画中裸体的希腊神灵,谁能知道他们肉体的原型在人间的身份。 

  160年前摄影诞生,面对有数千年历史的绘画、绘画中有无数经典的女性人体杰作时,摄影家,尤其是男性摄影家的勇气丝毫不小于在伊甸园中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迅速将镜头对准了女性的人体,不惜让裸体的女性在镜头前曝光几分钟,以满足感光度极低的底片要求。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是摄影师在举重若轻地拨弄了快门和光圈之后,留下的科学与艺术的结晶。摄影家镜头中的人体,从此便拉开了她的序幕,一时间让人目迷五色,不知所措。 

  人们想象中,人体模特结合了高贵、神秘与羞耻。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或许远比这简单。阳光下行走在街头的人体模特们并非永远鹤立鸡群,常常更像一道暗影,悄无声息地滑过你身边。 

  这不过是份职业 

  阿洁不是名模。走在路上,她极普通,只不过是又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阿洁的情况比较能代表大多数的人体模特。她是出于无奈才进入这一行业的。24岁的她来自湖北农村,来北京打工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经人介绍进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她长相平凡,身材亦不高,除了做人体模特的特殊身份,她与普通人并无区别。 

  阿洁说,头一次做人体模特的时候她也很害羞,后来就好了。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嘛,她很低调地说。模特很辛苦,卧姿还好些,若是站着的,一天下来也得累折腰。名模有时可以摆摆架子,阿洁这样的普通模特只能老老实实站着。阿洁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躺着像睡觉一样的姿势。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有20多个模特,每个课时18元钱,漂亮的模特安排的课多,挣的钱也多。阿洁一个月多则1000元出头,少则几百元钱。薪水菲薄,但比起她刚来北京在服装厂打工时已经要挣的多了。老家人都不知道她的工作,丈夫、朋友倒不介意。她已经结婚了,家住通州,每天早晨6点就得赶往学校,下午3点左右再回去。她说,自己打算大概干到30岁吧。以后的事情还没想好,大概是回老家吧。 

  最怕家人知道 

  赵琼是一位女人体模特,她不但对外人守住秘密,连丈夫都不想让他知道。她终日活在紧张和恐惧中,怕这个“并不光彩“的职业会拆散她的家庭。 

  这也是大多数女模特共同的想法,由于性别的特殊性,她们要承受比男模特更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风险。 

  广州美院的大部分住校模特都集中分布在校园东南角一座红色两层楼房里,赵琼就住在这里的二楼。这是一个对外来者高度警惕的地方,人们进出房间都是低着头,匆匆忙忙,仿佛怕在室外多逗留一秒钟。 

  在这里,“人体模特”是个不合时宜的词语,每当外人以这个词语发问时,大都会被抱以警惕的目光甚至转身进屋关门,除非你能证明你是学生或老师,并且真心实意聘请他们去做模特。 

  对很多模特特别是女模特来说,这份工作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33岁了,赵琼仍然有很多的梦想,或者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或者是个影视明星,或者是个T型台名模,又或者是个广告宠儿……她有足够的信心去保持着这些憧憬——在大多数人眼里,她至今仍是一个标准的川式美女。 

  赵琼的房间很小也很乱,和另一个模特分享一张木质上下铺,桌椅都没有,灰尘厚得能踩出脚印。一幅近1米高的大特写挂在墙上,她喜欢别人说她像张曼玉。 

  在这座污水横流的老楼里,赵琼绝对是个另类,她喜欢戴夸张的耳环项链,过日夜颠倒的生活,对寒暄和聚会不感兴趣。她高傲地认为,她和别的模特不一样,她终有一日不再需要靠这份“见不得光”的职业为生。每逢周末,她都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有品位的书,或非常小资地完成一幅随意绘就的炭笔画。 

  赵琼出生在四川一个街头能望到街尾的小镇。她现在后悔把大部分的青春消耗在那里,读书、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种平淡时常让她感到窒息。直到在当地一家服装厂里过了两年朝九晚五的枯燥生活后,她才强烈地意识到,她要摆脱这种死气沉沉的地方。所以,7年前,她告别丈夫和孩子,来到广州。 

  她先向朋友借了2万元投资了一间服装店。她的初步设想是,先攒点钱,然后拍点广告之类的。只是她不考虑消费人群,只卖贵货,最终因货品滞销而关门。负债累累的她用尽最后500元,拍了一辑艺术照,寄给各大广告公司,但都无果。2004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美院来做人体模特。 

  “朋友当时说,如果遇到名师名家,我也会很有前途的。”赵琼说话的时候托着腮,小指微翘,无处不显示出她是一个举止优雅的女人。 

  “我们最怕丈夫或家人知道这件事情。”赵琼说。丈夫是机关行政人员,好面子,这样的事情若传出去对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赵琼现在最害怕的是每个周末与丈夫的通话,赵琼骗他说正在广州一个朋友的化妆品公司帮忙,提成不错等。但撒过的谎是要记住的,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赵琼因此经常高度紧张,失眠是常事。 

  幸好有些老师对女模特挺好,每次人体课都安排女生在前面,男生到后面。有时候男学生眼神不对或盯的时间过长了,老师都会婉转地提醒。 

  和赵琼一座楼的女模特,她们同样瞒着丈夫,同样忍受撒谎之苦。倒是曾经有一个年轻女孩过来兼职,说是体验生活,让她们面面相觑。 

  名家大师终究还是没有出现,赵琼仍像刚来的时候一样,只是充当课堂习作的描画对象。没有积蓄,没有朋友,在广州的7年,从起点又回到起点。赵琼觉得不能这样空手回去,所以只好坚持。 

  喜欢被人聚焦的感觉 

  大卫是中央美院的专用模特,1.8米的个子,肌肉发达,面容犹如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看起来不到40岁的样子,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圈子里,他颇有名气。 

  虽说他并非忌讳谈论自己的职业,而只是不想谈而已。“15年了,没什么好谈的。”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一点带笑的深沉,就像他身上穿的一件半红半蓝的衣服,就像他们的身份,半是明朗,半是阴暗。 

  他一人独居,亲戚只知道他在美院。他说,1986年开始做模特的时候只不过是想知道模特是什么,结果一走上模特台,就觉得“这里是我应该呆的地方”。相比起结果而言,他似乎更看重创作的过程。 

  大卫有一点自恋。他的家是收拾得极整齐的,只有一些家具、图片和健身器械。他的朋友不多,主要都是美院的,有学生也有模特。他很少与陌生人交往,几乎没有业余爱好。 

  大卫生活简单,没什么欲望。我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的回答很奇怪,说:“女孩知道你喜欢她就满足了,就走开了。”和他交往的女孩多是圈子里的,彼此都熟悉,也不接触陌生女孩。 

  穿上衣服又变回自己 

  赵丽越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三年里对着人体捏了两年泥。她说,看模特没什么特殊感觉,就像看石膏像一样。 

  美院模特都归教具科管。这是一个有些奇怪的编制,而且各个学校教具科都对有关模特的采访极其敏感,模特们一般也不愿意和媒体打交道。或许是回避公众好奇的眼睛吧,尽管他们从不回避艺术的媒介。因此,他们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公开性与隐秘性混合在了一起。 

  即使是在学校里,人体模特大多也用的是化名。但模特们也有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学生,下了课就是朋友。然而以专业的眼光进行创作和私人交往不同,往往只关注自己想要表达的部分,对模特的长相倒是忽略的,因此常有熟悉的模特一穿上衣服就认不出来的事。或许这也是模特们能够坦然面对画布的原因。赵丽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开天窗的画室里上课,正在专心创作的时候,模特突然一声尖叫“有人偷看”,便抓起衣服跑到墙边。大家抬头一看,一个民工正搬个小凳子坐在天窗边看呢。这么一叫,他还很吃惊,就像看戏被打断了一样,拎着小凳子一溜烟地又下去了。 

  这说明,模特在专业眼光的审视下和在好奇的窥视下是不一样的。前者,他们只是一种职业,而后者则把他们还原成了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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